江西师大   万振凡

　　近年来，在海外学者中，曾出现过这么一种观点，即认为五四运动是一次感情用事的非理性运动，当时中国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盲目的选择。他们说“在当今中国大陆，一种外来文化－－马克思主义－－在国家权力的保护下取得了国教的独尊地位，而这种异族文化既不能安立中华民族的生命，又不能表现中华民族的精神。这使中华民族近百年来生命无处安立，精神彻底丧失的局面发展到最高极点”。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五四时期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今天看来仍有重新考察的必要。历史的事实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是理性的选择。
　　一、选择马克思主义是近代中国革命历史给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留下的血的教训
　　1840年以后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本国封建统治者的黑暗统治，近代中国贫穷落后、任人宰割。在这交织着血与火、屈辱与奋斗的过程中，中国人一方面顽强抵御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的入侵，进行了一次又一次反侵略斗争，捍卫着民族的独立与尊严；另一方面，又积极地向西方国家学习，寻找真理，探索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于是，从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科学技术，到吸收西方的政治体制，直到启蒙思想家们的天赋人权等资产阶级的思想理论，一代一代的中国人热烈而虔诚地深化着向西方学习的内涵，一次次地尝试着实验资产阶级国家的模式与方案。然而，无情的历史事实却是，多次学习，多次奋斗，无一不宣告失败。
　　辛亥革命前夕，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如饥似渴地阅读大量西方社会政治方面的书籍。许多人以为只要把西方的政治制度在中国实施起来，就可以使中国像西方国家那样国富民强，期待着“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 不单打出了共和国的招牌，而且连议会制、多党制、普选等这些西方国家的政治组织形式和活动程序，一度也被热热闹闹地到中国来。
　　奇怪的是在西方有成效的政治制度，一旦搬到当时的中国，却全然变了样。多党制变成了拉帮结派，国民议会中只有一批政客在吵吵嚷嚷；国民党在在国会竞选中取胜，但对国民利益却一无所补；当袁世凯所所代表的旧势力猛扑过来时，连形式上的民主共和也被掷到九霄云外。“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试验和破产，给当时的知识分子留下了血有教训。这教训实在惨痛，许多人产生了严重的失落感，迷惘以至失望，这是中国思想界大转变的重要契机。在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时，他们认为“这腐旧思想布满中国，所以我们要巩固共和，就必须进行文化的革命”，“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持不住的”。 但是，文化终究是政冶和经济的反映；正如当时张闻天所说：“中国混乱的原因是由于中国社会组织逐渐崩坏而不能产生出新的社会组织来”。 “新文化运动”和”“改造社会”成为先进青年集中关注的焦点。正如林伯渠所说：“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新的挫折，才慢慢地从痛苦的经验中发现此路不通，这不是一个人的经验，在革命队伍中是不缺少这样的人的”。
　　二、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向世界各国学习救国救民真理得到的科学结论
　　中国社会必须改造，这在当时先进知识分子中已成共识，但是，这个社会应该改造成什么样，多数人最初是不清楚的。当时从世界范围内看，可供中国借鉴的发展道路，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和苏俄社会主义二种。长期以来，中国的先进分子一直钦羡西方国家的富强，把它看作中国效法榜样。他们密切注视着西方时界的动向，狂热地学习和研究西方种种新学说和新思潮，以为改造中国之用。然而，正在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并延续了4年之久，给欧洲带来了空前的浩劫。这场残酷的战争，把资本主义各种矛盾充分暴露出来了。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描述了他在欧洲亲眼目睹的这幅凄惨景象：“全社会人心都陷入了怀疑、沉闷、畏惧之中，好像失了罗盘的海船遇着风、遇着雾，不知前途怎生是好”。 周恩来在1920年底到达欧洲，不久他在给天津《益世报》所写的一篇通讯中说：“吾人初旅欧地，第—印象感触于吾入眼帘者，即大战后欧洲社会所受巨大影响，及其显著之不安现状也，影响维何?日：生产力缺乏，经济界之恐慌，生活之窘困。凡此种种，均足以使社会上一般人民饥寒失业交困于内外，而复益之以战争中精神文明所得间接之损失，社会之现状遂乃因之以不安”。
　　正在此时，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看到马克思主义已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为活生生的现实，看到苏俄的工人和农民破天荒第一次成为社会的主人。当时急切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很自然将西方资本主义和苏俄社会主义进行对比：—边是却充满蓬勃生机的苏俄，—边是混乱颓败的西欧，两者之间形成显明的对照，这使正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新的和新的依靠力量。1919年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不顾作为战胜国的中国的强烈要求，把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背着中国转交给了日本，根本不把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看。同时，十月革命后，苏放政府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以平等的精神，主动宣布废除帝俄时代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这与巴黎相会上帝国王义无视中国主权，让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的侵略特权，则形成鲜明对照。事实教育了人们，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帝国主义支持中国封建军阀造乱中国，是中国埚乱相寻，民不聊生的根源，而苏俄是中国革命的真正国际盟友，他们开始感到要解决中国问题，必须改变学习的方向，从而促使他们转向走俄国十月革命道路和选择马克思主义。正如吴玉章回忆自己在当时的情况时说：“处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伟大时代，我的思想上不能不发生非常激烈的变化。当时我的感觉是：革命有希望，中国不会亡，要改变过去革命的办法。虽然这时候我对十月革命还不可能立即得出一个系统的完整的新见解，但是通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教育，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这种思想在我头脑中日益炽热，日益明确了。”
　　三、选择马克思主义是给当时的知识分子对各种救国方案进行反复争论、比较以至实验之后作出的选择。
　　五四时期，为了救国救民，中国知识分子引进了很多的主义和学说，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泛劳动主义，其中也包括科学社会主义。邓颖超说：“五四运动是思想解放运动。一解放，就像大水奔流，那时的思想，受到长期禁锢，像小脚妇女把脚裹住，放开以后．不知怎么走路，有倒的、有歪的、也有跌跤的。那时是百家争鸣，各种思潮都有”。 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几乎都曾信仰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有的还接受过工读主义、新村主义的理想，进行过工读救国的实践。经过对各种学说、各种救国方案的分析比较，特别是在工读互助团、建立新村等空想社会主义实践遭到失败之后，他们逐渐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适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能够根本解决中国各种问题的既有科学的世界观又有彻底的革命方法论的唯一的科学理论。曾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之一的施存统，在经历了工读互助实践失败后，明确表示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是因为他能够圆满地解决我们底问题”，李达也谈到：经过对各种救国理论的反复研究、比较，最后他才相信“社会主义确是要改掉十九世纪的文明弊病，是一贴对症的良药”。 蔡和森更明确宣布：“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所以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 周恩来在此时也指出：“共产主义之为物，在今日世界上已成为无产阶级全体的救时良方”，“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
　　先驱者们的思想经历是值得后人深思的，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义，绝不是心血来潮，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经过反复的推求、比较和实践检验，最后才作出的选择。
　　四、选择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人民无悔的选择
　　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人民取得胜利的锐利的思想武器，是指引中国人民昂首前进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旗帜。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结束了中国百余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经过三大改造，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积极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尽管历经坎坷，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仍然取得了巨大成就，初步奠定了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文化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根据改革开放的新实践，认真总结探索，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定了党的基本路线指导着中国向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伟大成就。事实证明：当时中国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人民无悔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