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汤水清博士

　　一、五四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
　　如何理解五四精神？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争论很大。有的人认为是民主和科学，有的认为是理性、是个性解放，有的认为是自由主义。更多的人认为它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当然，也有人不赞同五四精神是爱国、进步，他们认为爱国、进步不是“五四”才有的，而是属于中国历史传统的东西。我认为，五四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它必然具有政治的、文化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等等多方面的性格特征，但只要超越具体问题的纷争，从五四运动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影响来看，爱国主义无疑是五四精神的核心内涵。
的确，爱国主义是中国的历史传统，但只有在近代特别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国家独立和民族生存的危急时刻才逐渐成为突出的主题。而五四运动中民族意识的觉醒，更使爱国主义成为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贯穿着五四运动的始终。具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说明：
　　第一，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把从思想上唤醒民众作为救亡图存的根本路径。我们知道，鸦片战争失败后，有识之士就开始向西方学习，从学技术，到学它的法律制度，但结果都没有能阻止沦为半殖民地社会。民国建立之初，虽然共和观念已经开始在一部分人中确立，但经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要改造中国，必须首先改造中国人的思想。新文化运动以民主和科学为大旗，反对专制和愚昧，其目的就在于唤醒民众的自强意识，寻找一条不同于此前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的救国之路。
　　第二，五四学生运动本身就是救亡运动。这一点历史大家都很清楚，我就不多讲了。
　　第三，五四后期新文化运动的分化和思想上的争论仍然是围绕着如何“拯救中国”这个问题展开的。五四后期，曾经团结在民主和科学大旗下的知识分子群体出现了分化，一些人从学西方转向了学苏俄，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并走出书斋，深入民众；一些人继续信仰自由主义、宣传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最后躲入了学术研究的领域，远离大众。但无论他们信仰什么主义，在反帝反封建这个问题上是共同的，主要分歧在于用什么方法、走什么道路的问题。

　　二、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中的角色
　　近代以来的几乎主要运动，都与知识分子直接相关，中外都是这样。有人说“知识分子一直是运动的父母”，这是很不错的。在五四运动中，一批走在时代前列的知识分子承担了启蒙者、领导者、保护人和引路人的角色。
　　首先，他们是新文化运动中的思想启蒙者。这个无须多说，大家也比较清楚。
　　其次，他们是五四学生运动的领导者。多年来，关于五四运动的领导者是谁的问题，学术界也一直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是李大钊，有的认为是陈独秀和李大钊，有的认为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有的认为这场运动完全是自发的。我觉得，说它是自发的肯定与历史不符。因为即使是五月四日的示威游行也是经过周密策划的，组织者是国民社、新潮社和工学社等学生团体。北大的领导人和教授事先也了解青年学生的活动，并没有阻止他们。北大校长蔡元培在“五四”前夕，还召见了一个学生领导人狄福鼎，对学生表示了同情。陈独秀在5月4日当天出版的《每周评论》上发表了《两个和会都无用》的文章，号召人民“站起来直接解决”。毛泽东曾经说：“在五四运动里面，起领导作用的是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虽然不上街，但是他们在其中奔走呼号，做了许多事情。”因此，说起领导作用的是包括一些青年学生在内进步的知识分子，这一点应该是没问题的。
　　再次，他们是走向社会、开始与工农结合的急先锋和引路人。五四学生运动中，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要取得进一步的胜利必须依靠广泛的群众运动。他们组织宣讲团，走上街头，进行爱国宣传。五四后期，他们提出了“到人民群众中去，教育民众，组织民众”的口号，通过组织社团、举办杂志，介绍、宣传各种新思想，发起大众教育运动，将新文化运动进一步扩展到普通大众中。而随着运动的发展，随着不同派别的论争、交锋，马克思主义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的认同。
　　可以说，没有一批走在时代前列、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就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没有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就没有五四学生运动；没有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引导，就没有五四青年走向社会、走向工农大众。
　　在这里，不能不说一下胡适和自由主义。今天有关五四的很多争论主要来源于对胡适及其自由主义思想的评价。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袖，也被看作是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他最著名的观点就是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社会问题要一点一滴地解决，而不是“根本解决”。从现在来看，胡适的观点似乎没有什么大错，但他脱离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当时我们没有一个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来让社会问题一点一滴地解决。所以有人评论说，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无视紧迫的经济问题，没有认识到知识分子对其他社会力量的领导作用，也没有认识到北洋军阀的本质及中国人民反帝的原因，失去了与大多数青年和人民群众的联系，结果成了无足轻重的政治砝码。这是比较客观的。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的活跃、“告别革命”论的兴起，胡适及其自由主义再次得到吹捧，有些人甚至把五四精神和五四传统归结为自由主义。这是对五四运动历史真实的背离，更经不起五四以来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人民政治实践的检验。台湾著名学者李敖曾经写道：“五四运动把胡适所希望的一个单纯的文化运动转变为政治运动，扰乱了他那为中国建立非政治的文化和思想基础的梦想，对这个梦想的达成而言，五四显然是一条岔路。”胡适的梦想都被五四运动打碎了，还怎么可能将他所代表的自由主义说成是五四的精神和传统呢？

　　三、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
　　对照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我觉得当代知识分子至少具有三个方面的历史使命，或者说三个方面的历史责任。
　　1、塑造新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
　　这一点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也尤为迫切。
　　今天很多人讲五四精神，都会讲到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独立精神，以此来批判媚俗、媚权，这当然没有什么错。但有些人似乎已经走上另一个极端，也就是媚外、媚洋。他们在解构革命的意识形态的同时，把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也消解了。爱国主义被贴上狭隘民族主义的标签遭到冷嘲热讽，社会主义被视为失败和落伍遭人讥笑。与此同时，置入的却是殖民意识、皇民意识和市侩意识。例如对袁世凯、李鸿章和慈禧太后的“重新审视”与翻案，周作人热、胡兰成热的一度兴起，还有对红色经典戏谑化演绎和传统经典的庸俗化解读，都说明了这一点。今天我们纪念五四，弘扬五四爱国主义精神，最重要的就是要在全球化对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的侵蚀中，塑造新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在国际交流中保持独立的自我，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凝聚全民的力量。
　　2、重建社会主义价值观。
　　个人解放是“五四”时期最流行的观念之一。但五四时期的个人解放在重视个人独立判断价值的同时，也强调了个人对社会和国家的责任。而我们今天有一些专家学者，以独立、自由和个性解放为名，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国内国际资本的代言人、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辩护者。更有甚者，有些人还随意附和西方国家中的一些反华势力，不公平地把当代中国出现的几乎所有社会问题都归罪于党的领导、归罪于社会主义制度，消解我们党和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形成的价值观。对于这一点，我们要有特别清醒的认识。
今天的知识分子，处在一个和平的、开放的时代，我们既要不唯书、不唯上，也要不唯洋，坚守自己的社会责任，重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服务于国家，服务于社会。
　　3、建构既能体现中国传统又具有时代特色的民族精神。
　　五四运动之所以能激励后人、影响至今，关键在于它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点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这种五四精神，就是当时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几十年来，中国人民在这种民族精神的激励下，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然而，在我们的物质生活日益富足，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公民权利日益得到保障的今天，人们似乎反而觉得没有了精神家园。信仰缺失、道德滑坡、思想颓废、心态浮躁成为一种日益蔓延的社会现象。确实，我们概括了很多精神，但没有一种精神像五四精神这样同时具有民族性、时代性、历史传承性、自觉性和开放性。因此，塑造一种五四精神那样的、既能体现中国传统又具有时代特色的民族精神，鼓舞和激励广大人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努力奋斗，就成为当代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责任和光荣的历史使命。